论学者的使命  人文●社科

【德】费希特
商务印书馆（1980.3）
0.22元 / 54页
SH2017-125
标签： 哲学  费希特  德国  唯心主义  沈真  演讲 

《论学者的使命》表于1794年，是作者阐述自己的伦理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主要著作。文中着重阐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阐述了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统一性。
费希特关于“学者的使命”的一系列演讲，可以说是非常古典的，充满了一种古典的学者精神，一种单纯而明晰的精神气质。这不仅与柏拉图的教育理念、约翰福音的传达使命相承接，而且从形而上言之，也与儒家“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相贯通。
按照费希特的意思，要理解“学者的使命”，首先要理解“人的使命”；他认为这是一个“最高深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知识学中“最高深的问题”。“最高深”的不在于“人”是什么的问题，而在于人的“使命”是什么的问题。人有使命吗？如果有，是谁派遣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于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老问题。要理解费希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首先就要搞清楚“使命”这个概念。德语说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有规定、规章、用途、目的、使命等意思，但“规定”这个意思是最直白、最原初的，其他的意思是从这个意思派生出来的。费希特非常喜欢这个动名词，而且经常在“规定”这个意义上使用。如果我们把人的使命转换成人的“规定”，似乎有点不知所云，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进一步的理解。黑格尔把“使什么成为什么”的“规定”，称为“本质”（Ｗｅｓｅｎ）。如果按这个理解，那么，人的使命、学者的使命就可以叫“人的本质”、“学者的本质”了。
费希特在研讨“自在的人的使命”时问道：人依其概念区别于其他存在物而特有的东西是什么？这实际上是在问人的“本质”，只是没有这样直接表达而已。但他后来的确就这么叫的。１８０５年他在爱尔兰根大学也有一个类似的讲演，题目是《学者的本质及其在自由领域的表现》。他在演讲中说，人有一个内在的、隐秘的本质，就是神圣理念（Ｉｄｅｅ）或上帝，换句话说，人的本质是理念或上帝。费希特通观西方哲学史，只引柏拉图、约翰为自己的思想同道，所以用“理念”、“上帝”来说明隐秘的“本质”，似乎并不奇怪，也不是没有一点学理依据。
本质具有隐秘的性质，它不是直接的东西，而是间接地显现在现象中，黑格尔称之为设定起来的。他从词源学上解释了本质（Ｗｅｓｅｎ）是过去了的存在（Ｓｅｉｎ）。我们也可以说，本质是隐去了的存在。费希特在研讨“自在的人的使命”的时候，他把最高原理表述为“他在，因为他在”（Ｅｒｉｓｔｗｅｉｌ ｅｒｉｓｔ）这样一个假设（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而在同一时期的“私人演讲”，即后来出版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则表达为“我在，因为我在”（Ｉｃｈｂｉｎｗｅｉｌ ｉｃｈｂｉｎ）。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我们认为前者是本质的观点，后者是存在的观点，两者的关系涉及一个他后来称之为“最明白又最隐秘”的真理问题。怎么理解呢？打个比方，当上帝被问“你是谁”时，上帝回答“我是我所是”（ｅｇｏｓｕｍ ｑｕｉｓｕｍ），之后转身隐去了，后来只有化成肉身的基督才报道“他”的消息。这里，最明白的、直接存在的“我”隐去之后，变成了最隐秘的“他”，也就是说，从“我在，因为我在”，变成“他在，因为他在”。两者虽然都是“绝对”的观点，但是有“存在”与“本质”之别。应该说，费希特在坚持直接性观点的同时，也坚持着间接性的观点，而决不像黑格尔批判的那样，缺乏间接性。把直接性与间接性统一起来的“最明白又最隐秘的”真理，就是理念或上帝，费希特称之为“唯一的光源”、神圣理念或上帝。
神圣理念一方面自在自为地隐秘在自身中，另一方面也出场显现自己，费希特称之为“在场”（Ｄａｓｅｉｎ）。这个意思和他１８０６年打通知识学和约翰福音之间的关系的《极乐生活指南》表达得差不多。“上帝不仅是内在地隐秘在自身中，而且也在场，表现自己（ＧｏｔｔＩｓｔ ｎｉｃｈｔ ｎｕｒ ｉｎｎｅｒｌｉｃｈ ｕｎｄ ｉｎ ｓｉｃｈ ｖｅｒｂｏｒｇｅｎ ｓｏｎｄｅｒｎ ｅｒ ｉｓｔ ａｕｃｈＤａ ａｅｕｓｓｅｒｔ ｓｉｃｈ）。” 那么这个表现出来的“在场”是什么呢？费希特在关于《学者的本质》演讲中说，我们现在把表现出来的有生命的“在场”称为人，而只有人是“在场”的；又说，人的“在场”的真正根源在上帝。也就是说，人从属于上帝，来自于上帝，是上帝的“在场”。费希特在这次演讲中当然坚持了人是有限性的存在，认为只要人不停止其为人，只要人不变成上帝，人的终极目标就是达不到的，但“无限地接近这个目标”、“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这一使命意味着，人被要求恪守自己有限的“在场”生存，因为人是被派遣的、显现出来的“在场”。所以海德格尔后来也说：“这个在场是人的使命（ＤｉｅｓｅｓＤａ ｚｕ ｓｅｉｎ ｉｓｔ ｅｉｎｅ 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 ｄｅｓ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费希特对人的使命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最高深的哲学问题，这些通俗演讲，完全是建立在他的第一哲学——知识学的基础上的。只有把握住这个形而上问题，才能进一步理解他所谓的“学者的使命”，而不至于将它变成一种无根基的伦理学问题。
人的有限“在场”，不是一个孤独的世界，而是一个有他人“在场”的共同世界。耶拿时期的费希特，把人的“在场”称为“理性存在者”。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所谓理性，并不是通过语言、概念中介的逻各斯，而是理智直观。所以，费希特相信，每个“理性存在者”都具有自由内观的能力，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自由意志。他认为，这样的“理性存在者”可以在感性世界里相互承认对方的自由，建立起一个自由共同体，这就是“社会”；而人是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社会意向属于人的基本意向。这个思想，他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还语焉不详，但后来讲法权哲学和伦理学时就有了详细论证。国外现在常有人把他看成“主体间哲学”和“承认理论”的开创者，自然不无道理。
按照费希特的意思，所有的社会成员本质上都是自由的，人的职业、阶层的选择都应该是自由的，但他们作为社会的人，就具有共同的社会使命，即“共同完善”。那么，人们一旦选择了学者这个职业，他们的特殊使命是什么呢？泛泛而论，是传授文化知识，从本质上说，是传达真理。费希特认为，学者虽然是社会精英、人类教师，因为他们承担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传承和塑造未来的特殊使命，但并不会否定或剥夺其他社会成员的理性自由，因为学者不是用体力的强制手段，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信念的，而是用语言、概念等逻各斯手段从事知识的传达和道德的教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费希特重身教甚于言教。为什么呢？费希特以“学者的道德”的标题预告《论学者的使命》的演讲时说：“学者现在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在第五讲中又说：“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在场的目的（ＨａｎｄｅｌｎＨａｎｄｅｌｎ ｄａｓ ｉｓｔ ｅｓｗｏｚｕ ｗｉｒ ｄａｓｉｎｄ）。”可以说，费希特讲学者的使命，是立足于人的“在场”使命的，包括他讲知识学。人们往往把费希特的知识学误解为一般的知识论或认识论，而它实际上讲的是“知行合一”的本体论。作为知识学创建者，费希特深刻感受到真理表达（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的困难。因为真理是自我表达（Ｓｉｃｈ－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自我道说的一种直观行动，而不是对“意识事实”或现存知识的描述。康德曾把表达理解为“给概念附以直观的行动”，因为没有直观的行动，就没有知识的根基。因此，费希特不断地重新“表达”知识学，而且越来越倾向于柏拉图式的口头传达，试图通过逻各斯去显现真理的在场，甚至认为自己处在一个“理念荒芜”的时代，因而放弃用文字发表大量重要的知识学讲演。事实上，费希特也将学者的使命视为真理、理念的在场显现。不过与一般社会的人的使命不同，学者的使命是通过逻各斯的在场显现的。在《极乐生活指南》中，费希特将知识学与《约翰福音》统一起来，将基督的“道（逻各斯）化肉身”理解为上帝的“在场”显现。因此，就本质而言，学者的使命也就是约翰的基督使命。费希特说，基督对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即：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基督教和西方大学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学者有这种宗教气质也不奇怪，虽然在当今的知识生产时代，这种宗教气质也日见衰微。就是在费希特的时代，也存在着知识生产与道德使命之间的断裂。在论《学者的本质》中，他区分了两个学者概念：一是流俗的、表面的学者概念，以为那些受过学院教育、有一定知识的人就是学者；二是真正的学者概念，认为只有那些通过时代的学养，达到了对“理念”的认识的人才能被称为学者。费希特所谓的学者当然是后者。他认为，学问不是为了无聊的智力游戏和优雅的奢侈需要发明的，不然学者就和一切供奢侈摆弄的“活工具”同属一类，甚至在这类东西中他也未必占首位，而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着眼于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在他看来，学问需要一种谦逊、真诚的“理念之爱”。学者一旦丧失了这种美德，他的学问的严肃性、真实性、普遍性就可能受到质疑，学问的社会价值就会被降低。所以，按照费希特的标准，今天那些制造文字垃圾的“市场之蝇”、那些追名逐利的“学术名流”以及那些供人把玩的“花瓶”与“附庸”，也许算得上今日从事文化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但决不是“学者”！然而，“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发明，又为我们时代遮掩了多少羞事！当代职业化、市场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丧失了方向感，丧失了真诚和自由的心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异化，一种文化堕落。也许，在这样一个“理念荒芜”的时代，费希特讲的学者的使命也许太纯粹、太古典了；然而，它是历史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