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集校注（全六册）  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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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存世诗作计二千八百余首，他生前自编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后名《白氏文集》），先后编成五十卷本、六十卷本、六十七卷本、七十卷本及七十五卷定本，并抄写五部，三部分送寺院，两部传付家人 。白居易诗歌创作数量之多，作品保存之完整，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这是由于他本人非常珍重自己的创作，亲自动手编辑整理（其它唐人诗作几乎都经过宋以后人搜集重编，而且絶大部分诗人是否曾自编诗集及其原貌如何均无从得知）；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诗作脍炙人口，在当时和后代受到读者的珍重和喜爱。
白居易诗作受欢迎的程度，他自己在《与元九书》中记述："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也谈到："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有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千金换一篇，其有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白居易在最后写定《白氏集后记》中也曾提到，自己手定本之外还有"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之本。今敦煌所见抄本白居易诗及托名"白侍郎"诗作 ，晚唐出现、后世多有翻刻的白居易《新乐府》单行本《白氏讽谏》 ，日本《文德实录》、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中的记录，以及现存源自平安时代抄本的多种古抄本《白氏文集》 ，可以与上述说法相印证。
白居易身后，自晚唐五代至宋初，白诗仍广为流行，使他在近二百年间成为影响诗坛的最重要诗人。晚唐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奉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下列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者计十八人（元稹仅被列为"入室"）。黄滔称："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于天。"（《黄御史集》卷七《答陈磻隐论诗书》）陶谷谓："世称白傅文行比造化之功，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皇，百川之朝沧海也。秉笔之士出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八焉。"（《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晚唐五代出现了一大批诗风宗白的诗人，覆盖面之广、影响之持久远胜于同一时期宗温、李或宗姚、贾者。其中韦庄、杜荀鹤、罗隐、贯休、齐己、徐铉等诗人，分别为蜀中、吴国、中朝、南唐等地的诗坛领袖，在他们周围又有众多诗友和追随者。五代入宋后，徐铉、李昉等人继续在诗坛上发挥影响，形成宋初的所谓"白体"诗风 ，并出现了王禹偁这样作为文坛主盟者的白体诗人。事实上，在元代方回所说的"宋初三体"（见《桐江续集》卷三二《送罗寿可诗序》）中，"晚唐体"之名是后来追认的，"昆体"则到真宗时期才出现。从五代至宋初，"白体"（又称香山体、白乐天体）是延续时间最久、具有主导性的一种诗体。宗姚、贾的晚唐体则与其相互补充，但始终居于下风。直到杨亿、刘筠的西昆体和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先后扫荡诗坛之后，白体的流行才告一阶段。此后，"杜诗韩文"逐渐成为宋人模仿的经典。按照宋人新的诗学标准，白诗不断遭到贬抑和指责。但即便如此，白居易本人对两宋乃至后代诗人的影响，仍然无所不在，在唐代诗人中也仅次于杜甫，而不输于韩愈、李商隐等人。
白居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他的取材现实生活的叙事型诗歌创作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浅近通俗的诗风。唐诗中平易近人的作风，被他推到极致，于是才会"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才有唐宣宗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摭言》卷十五），甚至有荆州街子葛清"自颈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被呼为"白舍人行诗图"（《酉阳杂俎》前集卷八）这样的事例。白居易所采用的主要用于叙事的"长庆体"歌行，被韦庄以至清代吴伟业等诗人继续运用于叙事诗创作。《长恨歌》等作品则成为宋以后小说、戏曲一再改编重写的题材来源。白居易在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汉字文化圈内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主要应归因于这一类创作。白居易影响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所提出的讽谕诗创作理论以及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创作实践。自讽谕诗开始，政论诗才真正成为文人诗写作的重要内容。李商隐是继白居易之后的又一政论诗大家。五代时曾有四明人胡抱章和后蜀杨士达作《拟白氏讽谏》五十首，"颇讽时事"（《南部新书》癸集）。讽谕精神在宋初王禹偁等人的诗歌创作中再次得到提倡，并在其后的诗文革新中通过梅尧臣等人得到进一步发扬。在这两方面之外，白居易在闲适诗（也包括律体及后期的大部分创作）中通过琐细生活描写和平易风格所表达的应对人生的态度，对文人诗歌创作及其精神生活可能产生了更持久、更深入的影响。皮日休在诗中称道他："处世似孤鹤，遗荣同脱蝉。"（《皮子文薮》卷十《七爱诗·白太傅》）史官也给他做了如下论定："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旧唐书·白居易传》）宋人曾指出北宋三位最杰出人物自号中的巧合："醉翁（欧阳修）、迂叟（司马光）、东坡（苏轼）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白居易精神人格潜移默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由于生活境遇的近似和精神境界的内在吻合，闲适诗实际上成为宋诗人--包括苏轼和陆游两位最著名诗人--以及后代多数诗人最主要的创作内容。
然而，上述这些方面又同时给白诗带来很多批评和指责。"元和已后，……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李肇《国史补》卷下）这个由元、白创作引申扩大而来的"元和体"概念，已被白居易的同时代人在含有明显贬意的情况下引用。如果说李商隐所批评的"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樊南文集》卷三《献侍郎鉅鹿公启》），还是暗指元、白，杜牧则不留一点情面，借李戡之口直言："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纤絶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樊川文集》卷九《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唐末以"澄澹精致"、"韵外之致"论诗的司空图则谓："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司空表圣文集》卷一《与王驾论诗书》）
在这些批评中，所谓"淫靡"、"绮靡"，是指元、白感伤诗和叙事类作品中与"风情"有关的内容，在作品中专列"艳诗"之目的元稹在这方面程度明显甚于白居易。白居易本人可能也注意到这种批评（杜牧之文作于开成年间，白居易尚在世），并试图有所补救 。这种批评带有很明显的片面性，《新唐书·白居易传》就称杜牧之文"盖救所失不得不云"。后来更有人以杜牧本人的纤艳诗风为说辞，批驳其立论不当 。此外，白诗在整体上被视为浅切近俗，这一点已得到公认，其铺张繁富之病遭到如司空图这样的诗论家的贬斥。对白诗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这两方面。至于讽谕诗论，尽管在创作当时曾给作者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但由于它所依据的儒家诗教立场的正统性，后来很少遭受正面责难。
宋人论诗普遍强调含蓄蕴藉，从容不迫，在这种背景下，白诗的"浅"和"俗"便愈来愈为人诟病。当宋初"白体"流行时，人们曾批评白体（而不是白居易本人）"多得于容易"（欧阳修《六一诗话》）。到北宋中叶以后，对白诗本身的批评明显增多。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所下的四字断语："元轻白俗。"（《东坡前集》卷三五《祭柳子玉文》）苏轼本人对白居易的由衷仰慕和学习，被这四个字完全抵销了。此外，宋人从"温柔敦厚"的诗教立场出发，对感伤诗乃至讽谕诗创作的具体内容都有所指责，如批评《长恨歌》："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礼矣"（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其叙杨妃进见专宠行乐事，皆秽亵之语……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批评《秦中吟》等讽谕诗"察察言……则几于骂矣"（洪炎《豫章黄先生文集后序》）。北宋中叶以后，杜甫被推为诗歌集大成者，成为诗学典范，人们也常常通过白、杜之对比，抑扬其间。世人对白诗轻视的程度，也可以从以下一些人的感慨中看出："公（韩驹）尝曰：白乐天诗，今人多轻易也，大可悯矣。"（范季随《陵阳先生室中语》）"诗到香山老，方无斧凿痕。……学人称白俗，真是小儿言。"（张镃《南湖集》卷四《读乐天诗》）作为这种风气的集中反映，北宋后期出现了一则著名的传言："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惠洪《冷斋夜话》）尽管这则传言明显出于杜撰，当时和后世一再有人出来辩驳 ，但它却迎合了人们需要将某些诗人诗风类型化、极端化的心理，从此不胫而走，妇孺皆知，"老妪能解"已成为白诗无法抹去的标签。
这样来看，宋以来人们对白居易的阅读和接受实际上已划分为两个不同层面，一个是大众传说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白居易被类型化和高度简约化了，就像人们熟知铁杵磨针和力士脱靴的李白一样。另一个是文人的和学者的层面，他们应该是直接和全面阅读白居易作品的，对白居易的认识也应当是比较全面的。尽管后者时时努力矫正前者形像的偏颇，但前者的类型形像对后者也始终有着强烈影响，乃至近几十年来编写的文学史教科书仍然在塑造带有这种类型化特点的诗人形像，只不过角度稍稍有所调整。
二
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注释，是文学接受的学术性部分和基础工作。唐诗的接受情况，自然也反映到对它的研究和注释中。宋人有千家注杜之说，说明杜诗在当时所具有的文学范本意义，就如唐人注《文选》一样。但唐宋两代，这种被选择为注释对象的文学模板，只集中于少数几种典籍。除杜诗外，宋代只有韩愈文（连带地全部韩集）以及苏轼、黄庭坚等几个有特殊地位的宋代诗人才有注本。即便像李白这样重要的诗人，直到南宋后期才有一个很简陋的杨齐贤注本。在白居易主导诗坛的二百年间，恰恰是文学教育衰退的时期，没有出现任何象样的文学注本。到文学注本大量产生的北宋中后期，"白俗"的说法已占据了上风，白居易的地位已被杜甫完全取代。明清时期，文学注本的范围有所扩大，李白、王维、李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唐代诗人都已有了有相当影响的注本。这些注本不一定像《文选》注、杜诗注那样承担指导写作的任务，其产生可能更多地出自注释者个人的阅读兴趣，反映了唐诗阅读和研究范围的扩大。这类注本应当属于研究性注本。但直到近代，白居易诗却始终没有注本产生，不能不说是白诗研究中的一大遗憾。
事实上，如上所说，在文人和学者圈子里，由于白诗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即便在宋代它也并没有被忽视。宋代有大量白集印本，说明对白诗的阅读需要是始终不衰的。南宋著名学者陈振孙编有《白文公年谱》，是除杜甫、韩愈之外宋人所编为数不多的唐代诗人年谱之一。在他之前，李璜已有白氏年谱（不传），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也做了类似工作。在沈括《梦溪笔谈》、叶梦得《避暑录话》、吴曾《能改斋漫录》、洪迈《容斋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