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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  经管●理财

高鸿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8元 / 418页
9787300033372
标签: 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教材  经济  微观经济学  高鸿业 

本书对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部分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尤其注重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经济分析方法的介绍,并保持了全书内容和理论逻辑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本书还对微观经济学最新发展的论题进行了介绍,其中包括博弈论、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等方面的论题,从而有利于读者了解和跟踪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前沿课题。本书在借鉴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上也提出了可供读者参考的评论。此外,本书在每一章都恰当地安排了一定数量的思考和练习题,这将有利于读者进一步深人理解和牢固掌握相关的理论和方法。


作者介绍

近30年来,在中国的经济学学习者中,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高鸿业”这个名字。人们或读过他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或曾以他编写的《西方经济学》为教材,或研习过他的其他论著。高鸿业,这是一个当代中国经济学无法绕开的名字。
高鸿业1921年生于江苏徐州,194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1946年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经济学,1956年获博士学位;随后任美国密苏里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1957年归国。
后来他谈起这一选择,说当时想的是,如果一生都“在外国给外国人打工”,“死的时候心里一定很不安宁”。毫不奇怪,1948年获硕士学位后,他即有回国打算,并已买好船票。但当时解放军“战上海”,轮船无法靠岸,只能放弃。
归国之后,高鸿业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任教,讲授“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和“靶子”。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当他负笈十载艰辛学成的理论一朝变为“反动学说”和批判对象时,究竟感受如何,但相信这一转折确有着丰富的意味。
“文化大革命”开始,高鸿业受到冲击,进“牛棚”、挨批斗,搬砖头、扫厕所;1969年人民大学撤销后,他与其他教员一起被下放到江西,当农民,运大粪,直至1978年秋天人大复校。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批判”变成了“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也由“不惑”而接近了“耳顺”。
高鸿业一生最大的关键词,当属“西方经济学”。虽冠以“西方”之名,但“西方经济学”其实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词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称呼无疑避免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僭越之嫌,保留了介绍和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空间。
1982年,高鸿业独立翻译并出版了近百万字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0版)。萨氏此书构建了“二战”后至今西方国家经济学教材的主流体系,一经翻译,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本书是当时国内惟一完整全面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作品,开一时风气之先。当日学子与经济界人士几乎“人手一册”,无数人经由这本书踏入经济学大门。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为改革中坚,经济学启蒙正是来自此书。高鸿业精到的理解和翻译功不可没,他也成为中国当代“西方经济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之一”。
当然,高鸿业的工作远不止于此。他的主要著述还包括《评萨谬尔森经济学》(1988年)、《现代西方经济学(上、下)》(1988年)、《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1994年-1996年)、《西方经济学》(1996年)、《现代西方经济学词典》(1996年)、《一本拯救资本主义的名著》(2002年)等。此外,他翻译了凯恩斯的传世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持翻译了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
高鸿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西方经济学被设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必修课后,高鸿业受当时的国家教委委托,担任《西方经济学》统编教材主编。其教材为全国众多大专院校采用,直至盛行引进教材的今日,仍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西方经济学的性质,归国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高鸿业有自己的认识。他的看法是,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从而加强对该制度永恒存在的信念;另一方面,也为资本主义制度面对的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建议。因此,对西方经济学应取的态度是:“在整个理论体系上,对它加以否定;在个别概念、论点和方法上,要看到它的可资借鉴之处。”
以此观点编写经济学教材,高氏通常在每章最后专辟一节,对前述各节内容加以批驳。对于他的做法,赞者有之,赞其坚持原则、独立思考;贬者有之,贬其教条保守、不知所云;视而不见者、直接跳过亦有之,似乎也不影响其对经济学整体体系的理解和把握。无论如何,今日的经济学教科书市场上,种类繁多,不少学子入门即用外文原版教材。高鸿业书中的语境,如今对许多人已经显得相当遥远了。
不过,高鸿业与当代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却并不隔膜。据称,他始终保持每月去一次国家图书馆阅览最新外文经济学期刊和书籍的习惯,一直坚持到84岁高龄。
在人民大学校园中,流传着不少称颂高鸿业品行的故事。其中广为引用的一个例子说,他从教50载,弟子众多,却从未开过“纪念从教某某周年”之类会议。一些后辈学子表示虽与高先生学术见解有异,但敬重之情长留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