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三部曲  传记●历史

艾瑞克•霍布斯邦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5）
88元 / 1161页
9787801735461
标签： 历史  霍布斯鲍姆  欧洲历史  世界史  霍布斯邦  西方历史 

《十九世纪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


●基本信息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
出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书号：ISBN 7-80173-546-3
版次：2006.5
定价：88元
归类：历史•近代史


●这本书在说什么
◎荐语
了解是宽恕的前提。倘使我们的历史被人为地遮蔽或篡改，那么这种宽恕就像是无本之木，终究是漂泊无基。了解不是听“一面理”，而是共同面对，交叉验证，让谎言被揭穿，让真实的历史浮现于“民主的记忆”之中。——熊培云

◎书介
《十九世纪三部曲》可以说是“对十九世纪世界历史的全盘考察”。这里所谓的“十九世纪”是指“漫长的十九世纪”，也就是大约从1776—1914年。作者用以组织十九世纪的中轴，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这三部曲是由富有决定性的双元突破开始：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资本主义不断追求经济增长与全球扩张的带动下，创造了具有无限潜力的生产制度；后者则在互有关联的古典政治经济和功利主义哲学的补充下，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册——《革命的年代》——便是以这种“双元革命”的概念为主轴。
双元革命赋予资本主义经济十足的信心，进行其全球征服。完成这项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阶级——资产阶级，而他们所打的旗号，则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现——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这是第二册——《资本的年代》——的主题。这一册涵盖了革命充斥的1848年到大萧条的19世纪70年代。在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和经济似乎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实际胜利非常明显。
可是，资本年代的矛盾却渗透并支配了帝国的年代（第三册）。在西方世界，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和平时代，然而，它也造成了一个同样无与伦比的世界战争时代。不论它所展现的外貌如何，在已开发的工业经济体中，它是一个社会体系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提供了一小群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征服并统治庞大帝国的能人，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旁边激起反叛和革命的合并力量，这些力量终将吞噬这个时代。自1914年起，世界已笼罩在对全球战争的恐惧与事实之下，笼罩在对革命的恐惧（或希望）之下。而这两种恐惧都是直接根源于帝国年代所表现的历史形势。

◎试读
目录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第二章 工业革命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第四章 战争
第五章 和平
第六章 革命
第七章 民族主义
……
第十五章 科学
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
第二章 大繁荣
第三章 统一的世界
第四章 冲突与战争
第五章 民族的创建
第六章 民主力量
第七章 失败者
……
第十五章 艺术
第十六章 结语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第一章 百年革命
第二章 经济换档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第四章 民主政治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结语

书摘
和解的年代
序

熊培云


法国大革命时期，圣• 鞠斯特曾经如此咏叹，“十八世纪应该放进万神殿”。不过，十九世纪似乎就没有那样幸运了。关于这点，霍布斯鲍姆显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如同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将二十世纪分为“灾难时代”、“黄金时代”和“危机时代”一样，霍布斯鲍姆同样将这种“历史三明治”的分期方法运用于十九世纪。于是便有了我们所看到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和《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当说，历史与年代本身并无既定的刻度以供人们翻阅查检，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鲜活的、大异于其它时代的显著特征。正如霍布斯鲍姆解释自己之所以将1875—1914年这一期间称为“帝国的年代”，这并不是说在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时期里没有帝国，而是因为在此阶段发展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而且，此时正式自封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认为配得上“皇帝”这一称号的统治者的数量，“在这段时期达到最大值”。

然而，这种“历史三明治”的分割，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找出一些共性。今天，尤其是站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废墟与遗产之上，当我们重新回顾历史上的“革命”、“资本”以及“帝国”之所作所为，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主宰近现代历史宏大叙事的幽灵都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一种扩张的逻辑。人类历史上群体性的多灾多难，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人类相残。从本质上说，即是因为无节制的扩张所造就。就像汤因比当年评论斯巴达的衰败与灭亡时所说，斯巴达在征服世界时同样被自己的征服行为本身所征服，为被征服者吞灭。如果我们把被征服者当作环境的一部分，可以说，斯巴达的灭亡是因为对环境的过度索取所致，以致终于淹没于环境之中。我们同样可以援引为例还有罗马帝国，扩张加速了它的崩溃。与之相对应的是位于意大利内陆的那个山顶上的国家——圣马利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的人民，至今享有足可以令人尊敬的幸福自由。几年前，当我游历其间，感觉自己到了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世外桃源。

一将功成万骨枯。面对历史的血雨腥风，我们不得不感叹霍布斯的那句名言：“人对人是狼”。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一部关乎狼战的野蛮史。而一个帝国的胜出，就是在弱肉强食的狼群之中进化出一个首领。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殖民时代以来欧美列强觊觎全球的扩张，都为此写下了坚实的注脚。如1900年的《杜利先生的行学》里德国皇帝所说，“当你们置身中国人当中……要记住你们是基督教的先锋，并用你们的枪尖戳穿你们所见到的每一个可恨的不信基督教者，让他了解我们西方文明的意义……而如果你们偶尔顺便捡到一点土地，绝不要让法国人或俄国入把它抢去。”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宗教，还是主权，不过是满足人性扩张的工具。今天我们讲必须驯服不宽容的宗教或凌驾于朴素人权之上的主权，使之不再出来害人，归根到底，就是要在解放人的同时，驯服人们蕴藏于工具之中的某种侵略性。

若干年前，笔者曾就“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做了一个区分。如果我们以圆为例，白色恐怖从中央（圆心）到底层（圆周），因此是个半径问题，然而，红色恐怖是从底层（圆周）到中央（圆心），在革命改变方向后，继而从中央（圆心）再到底层（圆周），是个直径问题。换句话说，革命一旦失控，背离初衷，同样彰显其扩张本性。这也是为什么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是个坚定的死刑废除者，甚至愿为此主张拂袖而去，然而，当革命的马车冲出了原有的跑道，断头台竖起，无数曾经拥护革命的才子佳人也不得不摔倒在巴黎的斜阳血泊之中，甚至罗伯斯庇尔本人也不能幸免。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看到无数以自救为目的的革命，从底层发起，席卷全国。然而，当革命如火如荼或难以为继时，必然诞生出一个“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革命因此变成一种没有节制的扩张。正是深受这种扩张逻辑之害，我们今天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要着重强调消极自由乃是一切自由的根基。倘若我不希罕你的自由，你便不能强行加之于我。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同样具有自我复制与扩张的能力，所谓“钱生钱”，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在资本面前，每个人都是生意的对象。且不说鸦片战争是因为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在为资本扩张寻找出路，即使今天我们平素里所见到的推销语录如“将冰箱推销给爱斯基摩人”同样见证了资本之无孔不入。二十一世纪，当各种网络与传播技术在“地球村”里攻城略地，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韦尔特）时，资本的扩张已经从血肉横飞的战场转移到了一张张谈判桌上。所以，当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谈笑风生时，在地球的另一角，一些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自居的社会人士早已成群结队，要力挽世界于资本狂澜之中。

复制与扩张无所不在，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就是自我复制的冲突。从本质上讲，这种自我复制既可以形成文明，也可以毁灭文明。笔者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受霍布斯的启发，曾将以上诸种扩张批评为“人对人是病毒”，藉此阐述人类无节制的扩张必将导致自我毁灭。

“病毒式复制（扩张）”只有行为，而不关乎生命的任何意义，其存在只是复制自己，摧毁宿主，然后玉石俱焚，归于寂静。庆幸的是，与这种自我毁灭式的“病毒式复制”相对应的是，我们发现“细胞式复制”。区别于前者的是，“细胞式复制”是基于生命体形成与繁衍的一种成长。如果说“病毒式复制”注重于一种横向的行为，追求的是一时一势的辉煌，并最终走向毁灭，那么“细胞式复制”注重的则是纵向的生命本身。前者是无节制的，只图一时快意杀心的扩张，而后者蓬勃而内敛的，是在一定的秩序下获得生命并繁衍生命，其所追求的是一个文明的源远流长。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启蒙运动，就不难发现，启蒙运动之所以最终酿成悲剧，正是因为人类的思想行为冲出了应有的边界并最终与暴力合流，如陈独秀所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当美好的愿景遮蔽一切，当启蒙的光明变成了令人失明的万丈火光，当全知全能的“万有理性”开始强施于人，我们所见证的正是这种扩张逻辑，其恶果如伏尔泰所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从这方面说，今天我们反思启蒙运动，并不是反对启蒙所带来的光明，而是反对这种打着强制烙印的“光明扩张”，反对“以光明的名义纵火”，反对启蒙运动所滋生的这种“真理在手”的“扩张理性”。当国民的思想被这种强力光明掏空，当“扩张理性”开始上升为国家信仰，这可怜的人类因此注定要被再次推上灾难的边缘。事实上，发生在二十世纪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便是“光明起火”所致。

一切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假如1913年前欧洲中产阶级分子提到‘大灾难’这个字眼，几乎一定是与少数几个创痛事件有关，与他们漫长但大致平静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数创痛事件有关。但是，1914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即使是对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灾祸的人而言，‘大灾难’这个字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然而，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改写了人们关于灾难的定义。“克劳斯在他批判性的时事剧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人类文明的末日’”。（霍布斯鲍姆）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整个地球都燃烧起来。在崇拜强力的扩张逻辑下，启蒙之光终于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雄雄战火。

西哲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但是，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不足说明人类何以会保持进步。人类之所以会进步，是因为人类有一种“洗心革面”的精神与勇气，在于人不但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还会顺应时势更换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启蒙运动不但没有终结，而且永远不会终结，启蒙将与人类同在。而所谓启蒙，就是在自由交流的基础上，让有思想的人更有思想，让有力量的人更有力量，就是要不断地制造工具，并在必要的时候更换工具，使人类保持一种持之以恒的进步。

笔者以为，衡量人类进步有两个关键性的价值，其一是自由，其二是合作，而合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自由设置界限。二者缺一不可。略知科技人类学的人知道，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类的自由，但是科技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类进步。就像伊索寓言中的舌头，科技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也可能是最坏的东西。任何一项重大发明，如果没有与此相关的人类在心智理性与制度建设上的成长，那些沉睡在科技之中的罪恶最终会苏醒，并以前所未有的蛮力制造并放大人类所遭受的苦难。当工具可以毁灭它创造者时，创造者变成了弱者，正是在此背景下，人类和解因此变成了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群体自救。

二十世纪人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正是意识到了人发明了工具，同时受到了工具的奴役。当然，这种工具同样包罗一切主义与社会契约。人们批评乌托邦运动及各种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实际是上将自己从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

1904年，凯恩斯说，“民主政治尚在测试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招致耻辱。”然而十年后，当民主与极端民族主义合而为一，国家权利超出了原有的界限，吞灭曾经授予它权利的人，悲剧就在所难免了。当主权变成难以驯服的猛兽，当国家这人类的工具超出了工具的范畴转而成为人的主人，于是便有了意大利农妇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快逃，祖国来了。”

自《物种起源》刊印以来，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受到了广泛的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更让一些个人、团体甚至国家烂熟于胸、入骨入髓。然而，早在1902年，克鲁泡特金便发表《互助论》一文，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生存竞争”看作是进化的主要因素，认定“互助”是生物的本能，“互助法则”才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的进化法则。对于以上两种理论，今天我们若以平常心视之，不妨把它们当作互补的两翼：从达尔文的进化观出发，人要解放自己，要超拔于环境，要懂得如何自我实现，自立自强；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观出发，人更要懂得合作，懂得共存共生。换言之，前者解决的是个体自由与自我实现的问题，而后者解决的是人类整体性生存的问题。前者给后者以力量，后者给前者以保障。

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发表近一个世纪后的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的精神教训》一书中提到全人类的共生主义：“我们的共同家园是这个世界本身，我们的命运是相同的，如果说某一个地区只想着自己繁荣昌盛，而身边的整个世界都是饥荒的话，它的繁荣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成为强国，而周边的国家都变成穷困匮乏的地区，也是不可能的。无论你愿不愿意，我们的命运总是息息相关的。

法国有句谚语，“了解即宽恕”（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尽管这句话并不完全为霍布斯鲍姆所接受，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了解是宽恕的前提。倘使我们的历史被人为地遮蔽或篡改，那么这种宽恕就像是无本之木，终究是漂泊无基。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了法、德两国共办ARTE电视频道，共同梳理民族记忆的重要意义。了解不是听“一面理”，而是共同面对，交叉验证，让谎言被揭穿，让真实的历史浮现于“民主的记忆”之中。

援此而论，亚洲国家的和解，既要基于伟大政治家的宏图远略，同时也需要各国政府与民间一起，抛弃成见，共同修正各国的“一面理历史”。梳理记忆，不是无谓地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就像今天，当我们透过历史的烟尘回望过往的两个世纪，仿佛参加一场别开生面的告别。我们要告别的就是那种只争自由却不争合作的历史。

笔者相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人类和解的世纪，人类文明将从野蛮的竞争走向各持底线的合作。个体独立是为了群体和谐，犹如民族独立也是为了人类和解。如果说二十世纪人类解决了独立问题，二十一世纪将着重解决全人类合作的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欧盟建设、主权让渡、全球治理、国际法等概念能够如此牵动人心。

当然，我所谓人类和解，同样包括与自然的和解。今天，我们重新回到了“自然人”或“生态人”的概念来重新思考人的意义。写作此序，正值北京沙土肆虐之际，京城的媒体陆续用“满城尽带黄金甲”来形容这场沙尘暴。早在一千多年以前，黄巢曾经以菊花为诗，直抒胸中无限抱负。而今天，当我们看到北京的天空“下土”，看到“夜降30万吨浮尘，人均二十公斤”时，方明白“满城尽带黄金甲”另有情趣。大风起兮沙飞扬，谁曾料想，可以豪言“我花开后百花杀”者，如今已不是手持朴刀棍棒的“叛民”，而是那些温逊的、日日任凭我们踩踏的沙土。透过这场“沙土起义”，仔细想来，我们人类要和解的东西委实太多，而二十一世纪的当务之急，这个世界是否会好，更取决于我们关于人类持久自由与幸福的态度。


《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十四章 艺术（节选）
但是，即使是社会上极少数人的艺术，仍会发出震撼全人类的惊声巨响。本书所论时期的文学和各类艺术便是如此，其表现结果就是“浪漫主义”。作为艺术的一种风格、一种流派和一个时代，再没有比“浪漫主义”更难用形式分析的的方法来加以定义甚至描述的了，甚至连“浪漫主义”立誓反叛的“古典主义”，也没有这么难以定义和描述。就连浪漫主义者本身也几乎帮不了我们什么忙，因为尽管他们对其所遵循之事物的描述是确定无疑的，但却常常缺乏合理内容。对雨果来说，浪漫主义“就是要依自然之所为，与自然的创造物相融合，而同时又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搅和在一起：即不要把影与光、奇异风格与宏伟壮丽——换言之，躯体与灵魂、肉体上的与精神上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对诺迪埃（Charles Nodier）而言，“厌倦了普通情感的人类心灵的最后依托，就是被称为浪漫主义风格的东西——奇妙的诗歌，它相当合乎社会的道德条件，合乎沉湎于渴求轰动性事件而不惜任何代价的那几代人的需要……”诺瓦利斯认为，浪漫主义意味着赋予“习以为常的东西以更高深的意义，为有限的东西添上无限的面貌”。黑格尔认为：“浪漫主义艺术的本质在于艺术客体是自由的、具体的，而精神观念在于同一本体之中——所有这一切主要在于内省，而不是向外界揭示什么。”我们无法指望从这样的说明中得到多少启发，因为浪漫主义者喜欢朦胧不清和闪烁其词，偏好漫无边际的解释，而厌恶清晰的阐述。
当分类学者试图确定浪漫主义的年代时，会发现它的起始和终结都令人难以捉摸；而当试图为它下定义时，其标准又变成无形的泛论。然而，尽管它使分类者大惑不解，但却没有任何人会认真地怀疑浪漫主义的存在或者我们分辨它的能力。从狭义上说，作为富有自我意识和战斗性倾向的浪漫主义，出现于1800年左右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滑铁卢战役后的欧洲和北美广大地区。在双元革命之前，其前导（有时以法国和德国为主）有卢梭的“前浪漫主义”和德国青年诗人的“狂飙运动”（storm and stress）。或许在1830—1848年这段革命时期，它在欧洲流行得最为广泛。从广义上讲，浪漫主义支配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几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像贝多芬这样的作曲家、戈雅这样的画家、歌德这样的诗人和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他们身上的“浪漫主义”成分，是他们之所以伟大的决定性要素，就像海顿或莫扎特、弗拉戈纳尔或雷诺兹（Reynolds）、克劳狄乌斯（Mathias Claudius）或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伟大之处不在此一样（他们都活到本书所论时代）；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人能被认为是完全的“浪漫主义者”或想要把自己说成是“浪漫主义者”。（既然“浪漫主义”往往是有限的几个艺术家团体的口号和宣言，那么，如果我们将其完全限定在他们身上，或者完全排除那些与他们持不同意见者，我们就会冒赋予其一个非历史的有限意义的风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带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艺术和艺术家取向，往往变成19世纪中产阶级社会的标准取向，而且直至今日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然而，尽管人们根本不清楚浪漫主义赞成什么，但它反对什么却是相当明白的，那就是中间派。无论其内容如何，浪漫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信条。人们可以在极左翼发现狭义的浪漫主义艺术家或思想家，像诗人雪莱（Shelley）；在极右翼有夏多勃里昂和诺瓦利斯；从左翼跳到右翼的有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众多法国大革命的失望拥护者；而雨果则是从保皇主义跳到极左立场的代表。但几乎不可能在理性主义核心的温和派或辉格—自由党人当中，即事实上的“古典主义”堡垒中，找到浪漫主义者。老托利党人华兹华斯说：“我对辉格党人毫不敬重，但在我的心目中，宪章主义占有很大分量。”将浪漫主义称为反资产阶级的宣言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在这个年轻阶层身上那种依然炽烈的革命和征服特质，强烈地吸引着浪漫主义者。拿破仑像撒旦、莎士比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和其他逾越日常生活规范的人一样，成为浪漫人士神话般的英雄之一。资本主义积累中的恶魔般特质，对更多财富的无限度、无休止的追求，超出了理性或目的的估算，超出需求或奢侈的极限，这些东西就像鬼魂附体般萦绕在他们心中。浪漫主义最典型的一些主人翁，如浮士德和唐璜，与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商业冒险家，都有这种无法满足的贪婪。然而，浪漫主义特质仍旧是次要的，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也是如此。卢梭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些附属物，但他只有在革命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期，即罗伯斯庇尔时期，才对革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基本外表仍是罗马式的、理性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的。大卫是这个时期的代表画家，理性是这个时期的最高主宰。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浪漫主义归类成一场反资产阶级运动。事实上，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数十年前的前浪漫主义，其典型口号有许多是用来赞美中产阶级，赞美他们真实和纯朴的感情——且不说是多愁善感——已成为腐败社会冥顽不化的鲜明对照；称颂他们对自然的自发依赖，相信这注定会把宫廷的诡计和教权主义扫荡到一边。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取得事实上的胜利之后，毫无疑问，浪漫主义便会成为其本质上的敌人。
浪漫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情绪激昂、神迷意乱，但又意味深长的反感，无疑可归因于下列两类人的既得利益，他们是失去社会地位的年轻人和职业艺术家，也是浪漫主义突击队的主要成员。从来没有一个像浪漫主义这般属于年轻艺术家的时代，不管是活着的或死去的年轻艺术家：《抒情歌谣集》是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作品；拜伦在24岁一举成名，在这个年龄，雪莱也赢得盛名，而济慈（Keats）差不多已进了坟墓。雨果在其20岁时开始他的诗歌生涯，而缪塞在23岁时已经名声大噪。舒伯特在18岁写了《魔王》（Erlkoenig）,而在31岁就去世了；德拉克洛瓦25岁画了《希阿岛的屠杀》；裴多菲21岁出版了他的《诗集》。在浪漫主义者中，30岁还未赢得名声或未创出杰作的人非常少见。青年们，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是他们的天然温床。就是在这个时期，巴黎的拉丁区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只是索邦神学院（the Sorbonne）的所在地，而且成为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概念。一个在理论上向天才敞开大门，而实际上又极不公正地被没有灵魂的官僚和大腹便便的市侩所控制的世界，这种强烈的反差向苍天发出呼号。牢房的阴影——婚姻、体面的经历、对平庸的迷恋——笼罩着他们，夜枭以其酷似长者的外貌预言（反而却往往十分准确）他们不可避免的判决，就像霍夫曼（E.T.A.Hoffmann）作品《金罐》（Golden Topf）中的教务主任赫尔勃兰特，他以“狡黠而神秘的微笑”作出如下的惊人预言：富有诗才的学生安塞姆将成为宫廷枢密院成员。拜伦的头脑足够清醒地预见到，只有早逝才可能使他免受“体面的”老年之苦，施莱格尔（A.W.Schlegel）证明他是正确的。当然，在年轻人对其长辈的这种反叛中，没有什么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种反叛本身就是双元革命社会的反映。然而，这种异化的特定历史形式，当然在很多地方歪曲了浪漫主义。
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艺术家的异化也是如此，他们已将自己变成“天才”来加以回应，这是浪漫主义时代最典型的创新之一。在艺术家社会功能清楚的地方，他与社会的关系是直接的，他该说什么和怎样说，这类问题已由传统、道德、理性或一些公认的标准作了回答，一个艺术家或许是一位天才人物，但他很难向天才人物那样行事。只有极少数人，如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卡拉瓦乔（Caravaggio）或罗萨（Salvator Rosa）这类19世纪天才的前辈，才能从前革命时期那批标准的职业匠人和表演家中脱颖而出，后者如巴赫（Bach）、亨德尔（Handel）、海顿、莫扎特、弗拉戈纳尔和庚斯博罗（Gainsborough）。在双元革命之后仍抱有诸如旧社会地位之类事物的地方，艺术家仍旧是非天才人物，尽管他非常可能拥有天才的虚名。建筑师和工程师按特定式样建造有明显用途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强制引入了被清楚理解的形式。值得玩味的是，从1790—1848年这段时期，绝大多数独具特色的建筑物或实际上所有著名的建筑物，都是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如玛德琳教堂、大英博物馆、列宁格勒圣以撒大教堂、纳什（Nash）重建的伦敦和辛克尔（Schinkel）设计的柏林，否则便是像那个技术精巧时代的奇妙桥梁、运河、铁路建筑物、工厂和温室那样，都是功能性的。


《资本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