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 中国●文学
王小波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5-20)
32元 / 230页
9787550269002
标签: 王小波 杂文 文学 独立精神 散文 中国
王小波的每篇杂文皆是他与社会思潮直接对话的结果,概括起来,大体涉及五个范畴:
一、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中,知识分子话语凸显的权威欲和泛道德化倾向,王小波申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环境与责任的看法——知识分子的职责是“面向未来,取得成就”,而非成为辅助权力统治、营造精神牢笼、专事道德判断的“哲人王”。“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对知识分子来说,“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至于能否创造、创造什么,则主要取决于知识分子“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这样的人”。只要压抑自由的反智环境存在着,则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身,多数人当然会变得“滑头”。但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王小波如此表述才智之士对人类精神事业的生死相许,同时也含蓄表达了他的个人信念。
二、针对国学热、文化相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王小波立足于个人自由、平等和创造的立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弊病——“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该是多方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期望孔孟哲学拯救全世界,纯粹是民族虚荣心使然。他援引古今大量的荒诞事实和荒谬思路,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这也可解释为何中国无法产生科学:“上面说了,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你不敢。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在这种框架之下,不可能有科学。”面对甚嚣尘上的国学热,他果敢做出诛心之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这些知识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现在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此语衡之今日,依然令人心惊。
三、针对九十年代国内外盛行的“‘文革’是一场实现激进民主、抵抗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伟大实验”这一“新马”派论断,王小波用黑色幽默的笔法,直接诉诸自己创伤荒谬的“文革”经验,将这一浩劫对个人价值、自由、智慧和道德的戕害,举重若轻地勾勒出来。需要注意的是,王小波的反思并非对“文革”作一时一事的具体评价,而是对浩劫背后反智主义文化逻辑的彻底清算,并时刻警惕它在今天的复活。同时,有些篇章还探讨了这样的问题:无论社会环境如何荒谬残酷,个人都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绝非把责任推卸给“那个时代”所能了事;个人也时刻拥有选择沉默和保持人性的机会,只要他能抵御“话语权”的诱惑,站在“沉默的大多数”一边。《沉默的大多数》、《积极的结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肚子里的战争》、《弗洛伊德和受虐狂》等是此一论题的代表之作。
四、有关文学、艺术、科学和人文的一般性观念探讨,在王小波杂文随笔中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有感于中国纯文学的幽闭、世故和说教,王小波尖锐批评其“无智、无性、无趣”,坦陈自己的文学观与之相反——智慧、性爱和有趣,是他写作的价值前提,“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这是因为,“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他自陈他的小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作黑色幽默”。有感于社会学研究(让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他和李银河共同参与的同性恋研究)过程中的阻力与禁忌,他申说人文研究的诚实原则:“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对这个社会视力缺陷的忧虑,以青蛙的视力来打比方……它能够看到眼前飞过的一只蚊虫,却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于是在公路上常能看见扁平如煎饼的物体,它们曾经是青蛙。它们之所以会被车轮轧到如此之扁,都是因为视觉上的缺陷。”“假如不了解这些事,恐怕有一天我们会被轧得如此之扁。”
五、在漫谈大众文化和中西日常生活时,揭示隐含其中的传统/官方价值观的压抑性,张扬个人尊严、自由与创造力,也是王小波杂文的重要方面。这些文章为报刊专栏而写,皆短小精悍,举重若轻,直捣问题的核心。例如,他从对Internet“不良信息”的控制,步步后退地推导假设,最后引申出一个冷峻的道德难题:在看似“与己无关”的他人权利屡遭压缩之时,你是否可以无愧地赞成这种压缩?“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王小波的答案不言自明。
因坚决反对伪道学、假正经,王小波一口咬定他的杂文“也没什么正经”。但综上所述可以见出,他的杂文不但“正经”,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布道——布爱智恶愚之道,布精神成熟与自由创造之道。他的杂文游走于个体与人类、外向与内省、幽默与严肃、情感与理智、常识与哲学、逻辑与悖谬……的多重张力之间,形成了他风格独具的“小波体”。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5-20)
32元 / 230页
9787550269002
标签: 王小波 杂文 文学 独立精神 散文 中国
王小波的每篇杂文皆是他与社会思潮直接对话的结果,概括起来,大体涉及五个范畴:
一、针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中,知识分子话语凸显的权威欲和泛道德化倾向,王小波申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环境与责任的看法——知识分子的职责是“面向未来,取得成就”,而非成为辅助权力统治、营造精神牢笼、专事道德判断的“哲人王”。“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对知识分子来说,“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至于能否创造、创造什么,则主要取决于知识分子“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这样的人”。只要压抑自由的反智环境存在着,则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身,多数人当然会变得“滑头”。但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王小波如此表述才智之士对人类精神事业的生死相许,同时也含蓄表达了他的个人信念。
二、针对国学热、文化相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王小波立足于个人自由、平等和创造的立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弊病——“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该是多方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期望孔孟哲学拯救全世界,纯粹是民族虚荣心使然。他援引古今大量的荒诞事实和荒谬思路,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平等——打孔孟到如今,讲的全是尊卑有序,这也可解释为何中国无法产生科学:“上面说了,拿煤球炉子可以炼钢,你敢说要做实验验证吗?你不敢。炼出牛屎一样的东西,也得闭着眼说是好钢。在这种框架之下,不可能有科学。”面对甚嚣尘上的国学热,他果敢做出诛心之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这些知识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现在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此语衡之今日,依然令人心惊。
三、针对九十年代国内外盛行的“‘文革’是一场实现激进民主、抵抗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伟大实验”这一“新马”派论断,王小波用黑色幽默的笔法,直接诉诸自己创伤荒谬的“文革”经验,将这一浩劫对个人价值、自由、智慧和道德的戕害,举重若轻地勾勒出来。需要注意的是,王小波的反思并非对“文革”作一时一事的具体评价,而是对浩劫背后反智主义文化逻辑的彻底清算,并时刻警惕它在今天的复活。同时,有些篇章还探讨了这样的问题:无论社会环境如何荒谬残酷,个人都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绝非把责任推卸给“那个时代”所能了事;个人也时刻拥有选择沉默和保持人性的机会,只要他能抵御“话语权”的诱惑,站在“沉默的大多数”一边。《沉默的大多数》、《积极的结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肚子里的战争》、《弗洛伊德和受虐狂》等是此一论题的代表之作。
四、有关文学、艺术、科学和人文的一般性观念探讨,在王小波杂文随笔中也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有感于中国纯文学的幽闭、世故和说教,王小波尖锐批评其“无智、无性、无趣”,坦陈自己的文学观与之相反——智慧、性爱和有趣,是他写作的价值前提,“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这是因为,“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他自陈他的小说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是:我们的生活有这么多障碍,真他妈的有意思。这种逻辑就叫作黑色幽默”。有感于社会学研究(让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他和李银河共同参与的同性恋研究)过程中的阻力与禁忌,他申说人文研究的诚实原则:“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对这个社会视力缺陷的忧虑,以青蛙的视力来打比方……它能够看到眼前飞过的一只蚊虫,却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于是在公路上常能看见扁平如煎饼的物体,它们曾经是青蛙。它们之所以会被车轮轧到如此之扁,都是因为视觉上的缺陷。”“假如不了解这些事,恐怕有一天我们会被轧得如此之扁。”
五、在漫谈大众文化和中西日常生活时,揭示隐含其中的传统/官方价值观的压抑性,张扬个人尊严、自由与创造力,也是王小波杂文的重要方面。这些文章为报刊专栏而写,皆短小精悍,举重若轻,直捣问题的核心。例如,他从对Internet“不良信息”的控制,步步后退地推导假设,最后引申出一个冷峻的道德难题:在看似“与己无关”的他人权利屡遭压缩之时,你是否可以无愧地赞成这种压缩?“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王小波的答案不言自明。
因坚决反对伪道学、假正经,王小波一口咬定他的杂文“也没什么正经”。但综上所述可以见出,他的杂文不但“正经”,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布道——布爱智恶愚之道,布精神成熟与自由创造之道。他的杂文游走于个体与人类、外向与内省、幽默与严肃、情感与理智、常识与哲学、逻辑与悖谬……的多重张力之间,形成了他风格独具的“小波体”。
作者介绍
王小波(1952.5.13—1997.4.11),男,汉族。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也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其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象力、幻想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代表作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等。王小波写给未来的遗嘱是:即便无处可逃,也要永不屈服。听到遗嘱的后来者,则会记起亚里士多德的两句话:“优秀的会成为永恒的。”“个人是可以被信赖的。”正如拉伯雷、但丁之于文艺复兴,狄德罗、伏尔泰之于启蒙运动,鲁迅、胡适之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王小波的精神意义之于当代中国,性质与之相似。他的创造铺就了一条美丽的牵牛花之路,他的启示则成为反智时代清新的解毒剂。在备受激励的新蒙昧主义卷土重来之际,这位理性与自由之子的作品,将继续给拒绝愚弄的人们以智、美、爱的滋养与勇气。